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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發展報告的又一力作 ——紀紅建、歐陽偉《山村中國》讀後
來源:文藝報 | 劉月娥 章羅生  2020年11月25日10:46

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創作中,有關農村改革與“三農”問題等始終是其重點之一。這一點,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李延國的《中國農民大趨勢》與黃傳會的“反貧困”系列,到世紀之交楊豪的《農民的呼喚》,再到近年的“精準扶貧”題材創作熱等,均可清楚看出。而紀紅建、歐陽偉的長篇報告文學《山村中國——閩南鄉村發展紀實》即是近期這方面的又一代表新作之一。它不但與其他同類作品一道,共同推進了有關“三農”題材創作的發展,而且與作者的《鄉村國是》等相互補充、映襯,是其有緊密關聯的姐妹續篇。

在主題上,雖都以中央有關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決策與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思想等為背景,着重反映以脱貧致富為中心的農村改革,但《鄉村國是》等更重扶貧現狀與問題探討,而《山村中國》則更重歷史“發展”與現實報告。具體而言,它以習近平扶貧理論的早期生髮地和實踐地——福建邊遠山區的軍營村與白交祠村為範例,通過它們的發展變化尤其是近年在“精準扶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點帶面地反映了廈門市乃至閩南、福建改革開放的整體形勢。其中包括人們在這場歷史變革中的痛苦、彷徨、思考與奮爭,即過去的苦難與迷惘、掙扎與奮進,現在的拼搏與窘境、思考與探索,尤其是習近平先後兩次去該地訪貧問苦,並作出“山上戴帽、山下開發”“讓老百姓脱貧致富”等指示,從而給他們以鼓舞和力量等。

其次,在形式上,《鄉村國是》與《山村中國》等都通過作者的深入採訪,將其見聞與真情實感等相結合而進行及時報告,但《鄉村國是》立足全國、放眼各地,是名副其實的“宏觀綜合”,而《山村中國》則立足兩個山村,放眼廈門,透視閩南與全國,是以點帶面基礎上的“綜合”與典型敍事。它雖只以兩個村為重點,但由於在時間上涉及新時期前後的40多年曆史,在人物上不僅寫了兩村的眾多黨員、幹部與村民,而且涉及鄉鎮、市縣等不少領導,因而其量大面廣、內容繁複,也須“綜合”、選擇,尤其是須注重典型描寫。如此,作品就立足底層敍事,將改革尤其是“扶貧”戰略背景下的山區小人物作為重點對象。其中既有個性鮮明、情懷寬廣的普通百姓,也有立志改革、帶領村民走出困境的基層幹部,還有投資山村、致力鄉村發展的企業老總等。他們在扶貧攻堅中所表現出的思想情緒、坎坷經歷與觀念精神等,構成作品的主體內容與情感旋律。

正是如此,作品寫到,楊再添在“地瓜當糧草,孩子當揹包”的改革開放之初,一家五口全靠買賣木炭維持生計,卻被視為投機倒把分子、被免去村支書且被開除黨籍;蘇德水不同意出讓自家菜地以修建文化廣場,與老支書展開較長時間的“拉鋸”,但最後卻忍痛割愛、默默奉獻;尤其是退伍軍人高求來(軍營村原支書),放棄進城工作之機而毅然回鄉,立志帶領鄉親們拔掉窮根。他身體力行,排除萬難,建水庫、修山路,開荒種茶、種果、建學校,開通村民醫保及鄉村旅遊等,解決了出行難、用電難、入學難、就醫難等一系列生活、生產問題,展示了新時代共產黨員公而忘私、一心為民的大局意識與責任擔當。此外,還有從廢品收購員變為超市管理員的楊阿英,從手工製茶邁入機械製茶時代的蘇德水、高水銀,實現户户通水泥路、高山上架電話線,打造七彩池、雄獅瀑布、防空哨所的高泉陽,開設第一家農家樂、帶動鄉村旅遊業的高金彪,開設農村淘寶店銷售茶葉、地瓜等土特產的年輕人蘇銀坂,打造廈門高山度假村的廈門軍營紅文化旅遊公司的曾總,為鄉村建設獻計獻策、敢想敢幹的大學生村官黃星捷、曾國躍等,更融匯成振興鄉村經濟、促進文旅發展的強勁洪流。他們既有農民的樸實、誠懇等美德,也有傳統的狹隘、保守等侷限;既有渴望創新、改革發展的鋭氣,也有遇到挫折、困難時的徘徊與消沉等。正因為作家抓住人物心理,解讀他們對改革時代的感受與認識,尤其是對脱貧致富的渴望與追求,並寫出其性格的複雜多面等,因而人物真實、可信,人情味與鄉土氣息濃郁。

與此相連,在內容上,《山村中國》不但更敏鋭地反映了高山村民要求改變貧窮的強烈願望和勇氣,而且展現了他們在變革中所產生的新思想與新觀念;不但更具體反映了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醫療衞生等方面的改革和變化,而且更集中描述了閩南山區乃至廈門、福建的歷史、地理、風俗與自然景觀等。在這方面,作品除穿插較多神話傳説與詩詞典故外,尤其表現在生態環保與茶葉生產、鄉村旅遊等特色產業的發展方面。如其中寫到,蘇銀坂建立農村淘寶店,為土特產銷售打通渠道;村委會為規範管理農家樂和民宿,設立旅遊股份合作制;農家樂老闆高樹籽繼開茶店後,又利用廢棄豬池養雞鴨、開挖魚塘,摸索開發40多種特色菜品,建果園讓遊客體驗採摘;李仲樹雖人在香港,但始終牽掛家鄉,其金日集團是福建省最具規模的現代化藥品與保健品生產企業之一。尤其是在茶葉生產等方面,楊金榜、高樹足等公司老闆,引領村民從手工製茶到機械製茶,從個體賣茶到合作社成批採購與批發,再到互聯網淘寶銷售,加快旅遊開發帶動土特產營銷,搭乘新農村建設的幸福列車創造“最美休閒鄉村”等。總之,軍營村、白交祠村已從髒、亂、差、窮的偏僻山村蜕變成了生態美、產業興、百姓富的現代文明示範村;廈門“離天最近”的村莊有了“離天最近”的氣派,村民們開始懂得講究生活的品質和心靈的高地了。而在寫這一切時,作品也寫到黃巢、楊六郎、朱熹、鄭成功、林則徐、王步蟾等歷史人物及其詩文與傳奇故事,説明“每個村落在形成、變遷和發展中都具有一定保存價值的歷史記錄,一部村史就是時代發展的縮影”,也説明追求幸福、富裕與文明、進步,是人類的必然要求與歷史的發展趨勢等。

最後,還須指出的是,除自由、靈動的散文筆法等外,作品在語言文字與敍事風格等方面也較有特色。作者儘量使用當地語言,並以口述實錄等,努力使自己置身於當地村民之間,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找感覺尋痛點,寫出自己的真情實感。同時,又“出乎其外”,使自己立於改革開放與脱貧攻堅的時代大背景下,以思想燭照歷史,將感覺升為理性,從而使作品既真實生動又不乏思想啓迪,既接地氣又有藝術感染力,讓讀者覺得既真實、可信又親切、好讀。而其中最值得珍視的,是其飽藴的思想哲理等。這一點,除每章開篇的精美引語外,更突出表現在作品中穿插的理性議論等。作者在寫人敍事的同時,既有對有關農村發展與扶貧攻堅等方面的總結、點評,如“新時代遇見新鄉村,新風貌展現新活力”;“金錢扶貧只是輸血式扶貧,產業扶貧才是真正的造血式扶貧”;“堅守綠色發展理念,澎湃綠色發展力量,才能為子孫後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銀行’”;“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把鄉村建設與自然生態以及歷史文化保護結合起來,已成為廈門新農村建設的主流”等;又不時穿插着人生感悟與哲理思考,如“一本村史、一座老厝、一個哨所、一段傳奇,留住了歲月的痕跡和歷史的腳印,訴説着鄉愁鄉戀和地久天長”;“人人都有慾望,有時候,慾望是隱藏在人們身體和內心深處的魔鬼”;“船到中流、人到半山,尤需勇立潮頭、奮勇抨擊”;“做茶如做人,做人要正正方方,做茶要做真正的有機茶園”,如此等等。此外,在敍事上,作者將“全知”與“限知”相結合,即既有全景式的全景鳥瞰,也有村民個體的獨特自白;既有人物羣體素描,也有典型形象刻畫——其中尤其是對推進高山村新農村建設的關鍵人物高求來着墨頗多,通過眾多事例,着重突出了他引領村民同傳統觀念決裂、與舊生產方式告別,從而逐步走向現代文明與富裕之路等。同時,作者在對高求來作全知敍事時,又通過高清文、高水清、高志強、高樹根等人的講述,從不同方面對他進行多方觀照。正是如此,一個鮮明、高大、立體的共產黨人形象才樹立起來。與此相連,作品還注意運用白描手法展現外貌、神態、對話和細節等。

當然,“報告文學寫作是一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的‘特殊寫作’”,作家必須“主體虔敬”,有沉重的責任擔當與憂患意識,因而作品也不乏問題探討與對策研究等。如作品指出:儘管目前高山村民生活愜意、經濟富裕,但依然面臨着“青黃不接”的尷尬境地;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成為鄉村主力軍,如何讓“鄉村青年”回得來、留得住、守得好,讓外面的有志青年想進來、願留下、發展好,這是鄉村的憂患;時下脱貧攻堅中跟風現象較嚴重,獨創性的東西較少,可複製的地方不多;脱貧攻堅越到最後,越要在“精準”二字上下工夫,唯有精準,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真扶貧、扶真貧,方能真脱貧、真富美等等。

總之,與《鄉村國是》等同類作品相比,《山村中國》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它以紮實材料、多樣手法與獨到思考,通過閩南兩個高山村的發展變化,以點帶面地反映了我國廣大農村脱貧攻堅的非凡歷史與最新面影,從而具有較深刻的政治、現實與文學意義。同時,作品也較好地發揮了作者的創作優長,能立足現實、反觀歷史,在較廣闊的時空中發掘思想哲理,概括與提煉時代精神,體現了其不斷創新、力求超越的可貴品質與藝術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