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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的光照 ——中國作協臨潭扶貧記

來源:文藝報 | 高凱  2020年02月28日07:37

高凱、王志祥等在羊永鎮白土村二社王石山保家調研安全飲水事宜。 王曉忠 攝

作家們在行動,熠熠生輝的文學在光照着寒冷的貧困。

“文學照亮生活”一直是作家們的覺悟和信念。在脱貧攻堅戰中,“作家之家”中國作家協會一直是有執念的。無須諱言,相對於光明和温暖,寒冷的貧困現象就是世界的一個“陰暗面”,而彰顯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的現實主義文學實踐就是照亮它的一束精神之光。

2019年12月2日,據臨潭縣官方門户網站“臨潭發佈”報道,縣委書記高曉東、縣長楊永紅前往定點幫扶單位中國作協對接幫扶工作。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錢小芊、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李一鳴出席座談會。座談會上,高曉東説:“多年來,中國作協對我縣在人、財、物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作家們深入脱貧攻堅主戰場、講述脱貧攻堅故事、塑造脱貧攻堅典型、記錄脱貧攻堅業績、推介了臨潭資源,為助推臨潭與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國作協等幫扶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我縣整縣脱貧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會早日實現。”錢小芊指出:“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處始終堅持把脱貧攻堅對口幫扶工作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將其列入每年工作安排,進行重點研究,積極推進,選派優秀幹部到臨潭縣掛職,堅持‘文化潤心,文學助力,扶志扶智’理念,積極推進幫扶項目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臨潭縣脱貧攻堅正處於衝刺階段、關鍵時刻……”

對於臨潭脱貧攻堅戰,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一則,這是新一屆縣委縣政府班子第一次進京對接脱貧攻堅工作;二則,臨近年頭歲末,定點幫扶單位和被幫扶者之間必然有一些辭舊迎新的態度要明確,尤其是收官之年這一關鍵時刻,臨潭脱貧攻堅如何實現最後衝刺。

在臨潭縣掛職擔任扶貧副縣長的王志祥也參加了座談會。臨潭縣領導的這次京華之行,事先我早就聽王志祥説過的。本來,一開始我們從卓洛鄉就一路在一起,我去冶力關採訪時,他説先要帶一些人去杭州參觀學習,然後隨縣上領導回北京去中國作協彙報工作,就與我分手了。不過,發生在王志祥身上的一件小事,我必須寫下來,因為它不僅讓我看到了一個掛職扶貧幹部的精神面貌,還讓我看到了中國作協扶貧的姿態。可以説,我就是從這件小事上開始感受到了中國作協扶貧的本質和意義。

那是2019年10月24日,臨近中午,我們在卓洛鄉採訪結束後經卓洛路回縣城。車子由縣扶貧辦文東海駕駛,王志祥坐在前面的副駕駛座位上,而我在後面。快到臨潭回民中學時,正好遇上學校放學,路上學生很多,有結伴步行的,有騎自行車的,也有騎摩托車的,過往的機動車輛更是不少。看着搖搖晃晃騎摩托車的學生,我很是擔心,剛隨口説了一句類似擔心的話,突然,一輛迎面駛來的摩托車,因為未越過路邊的一個小土坎而遠遠地倒在了我們的車子前面,駕駛摩托車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後面還帶着一個小男孩,像一對回家吃飯的姐弟。當時,所有經過的車子都一略而過,唯獨我們的車子停了下來。因為看到兩個小孩只是在自己的摩托車慢下來之後順勢倒地的,既沒有碰也沒有摔,我也就坐着沒動。但是,正當我在車上看兩個孩子怎麼爬起來的時候,王志祥和文東海卻已經下車直奔兩個小孩,一起把兩個小孩扶了起來,並幫助他們扶起了摩托車,王志祥還問這問那的,一副十分關切的樣子。此時,我的內心突然一熱,立即用手機拍下了整個過程,隨後發到了朋友圈,引起了許多朋友熱烈的點贊。

王志祥和文東海做了一件小事,只不過是攙扶幼小的舉手之勞,但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小事。在今天這個社會,遇上這種麻煩事,大家躲都躲不及呢,而他們卻是主動去尋找麻煩,況且兩個小孩是自己摔倒的,與別人毫無關係,而且摔得也不重,小孩自己也是能爬起來的。這件小事的可貴之處,就是一種細緻入微的情感,我乾脆沒有想到去做,他們二人不但想到了還做到了。尤其是作為當地的一個副縣長,其姿態更是難能可貴。我都被感動了,那兩個小孩必然是更為感動更為温暖。當然,對於他們,誰扶起他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在自己跌倒的時候,曾經有兩個陌生人幫扶過自己。看來,真如臨潭扶貧幹部所説的:扶貧無小事。

中國作協對臨潭的幫扶由來已久。在掛職副縣長的王志祥和擔任第一村支書的翟民之前,是掛職縣委常委、副縣長的朱鋼和擔任第一支書的陳濤,而在陳濤之後和翟民之前,擔任第一村支書的是張競。

不過,在精準扶貧之前,第一次走進臨潭大地的中國作協人是辦公廳的陳光、《詩刊》編輯鄒靜之和《人民文學》美編楊學光。

那是1998年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鄒靜之的電話,説他要去臨潭,希望明天經過蘭州時見我和葉舟一面。我和葉舟是1994年第十二屆《詩刊》青春詩會的學員,而鄒靜之是我們的指導老師,亦師亦朋者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見面之後,我們才知道,鄒靜之是中國作協派出的扶貧工作組第一批成員,將要去臨潭蹲守半年哩。沒有想到,21年後我會去尋訪他的足跡。

中國作協第一批到臨潭扶貧的人肯定是有故事的。為了瞭解具體情況,我求助於當時與鄒靜之有交往的臨潭詩人。我找到了在臨潭縣公安局工作的詩人葛峽峯。詩人講述詩人的故事總是津津有味。葛峽峯説,那一年,鄒靜之老師來之後住在臨潭賓館。當年的臨潭賓館,是一座四層樓的建築,陳設簡陋,連洗個熱水澡都有困難。一天,我同牧風、唐天三人相約去看鄒老師。到了賓館後,鄒老師親切而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詳細詢問了我們的創作情況,還謙遜地向我們三人打聽當地的掌故和人文歷史。走時,鄒老師讓我們收集一些當地作者的作品看一下。我們欣然應諾。那天之後,他和牧風還去過幾回鄒老師的住處。其中一次,是送去了甘南詩人的詩稿,聽了老師許多寶貴的意見。

葛峽峯記得很清楚,1999年5月的一天,牧風興沖沖地捧着當年的第五期《詩刊》,遠遠喊着,我們的詩歌發表了,我們的詩歌發表了!

這期《詩刊》用12個頁面給甘南詩人編髮了一個專輯《甘南青年詩人們的歌》,作者有扎西才讓、敏彥文、李志勇、阿信、葛峽峯、杜鵑、唐亞瓊、牧風、拉木棟智、流石和薛興11人。此前,除阿信參加過《詩刊》青春詩會以外,只有幾位甘南詩人在《詩刊》上零星地發過作品,以專輯的形式集中亮相這還是第一次。那些年的《詩刊》,是不會輕易給一個地方這種待遇的。在這個小輯的編者按中,鄒靜之對每位詩人都做了簡要的點評,之後説:“我作為中國作家協會扶貧工作組第一批成員去臨潭,行前,《詩刊》領導囑咐,説要發揮文化扶貧的優勢,要關注和發現當地的青年詩人。”他最後寫到:“這次到西北扶貧半年,最大的收穫就是知道在最為貧困的甘南地區,還有如此精神高潔的年輕詩人羣,他們的詩,或許會為《詩刊》帶來清新的風氣。其實,最應該感謝在貧困地區那麼執著地寫詩的朋友們,也希望全國各地的朋友們能夠關注他們。”

《詩刊》推舉的影響力無疑是很大的。這期《詩刊》的《甘南青年詩人們的歌》是甘南詩羣形成氣候的一個重要標誌,而鄒靜之是一個重要推手。臨潭是一個文學富礦。鄒靜之發現了臨潭的詩人,同時也發現了詩歌裏的臨潭。

精準扶貧以來,2013年10月18日,《文藝報》又以一個整版的規模發表了青年評論家高亞斌近萬字的評論文章《甘南詩歌:六個關鍵詞》,文章以牧風、扎西才讓、王小忠、瘦水、花盛和陳拓《六個人的青藏》散文詩合集為文本,全面而透徹地解析了6位甘南青年詩人散文詩的藝術個性和造詣。其中,除瘦水而外,其餘5人都是臨潭籍詩人。

臨潭是一個造就詩人的地方。朱鋼到臨潭掛職扶貧之前,還是一個只會把照片説明文字分行排列的攝影愛好者,但讓人驚奇的是,在臨潭山路上修煉了幾年詩歌的“回車”,他突然成了詩壇一匹無拘無束的黑馬。雖然人到中年,但北喬(朱鋼的筆名)的創作卻呈現出一種青春期的井噴狀,不論是詩歌還是散文,思想的、歷史的、文化的、民俗的,都沒有離開臨潭寸步,他儼然成了臨潭的文化代言人。我們無需懷疑北喬的文化野心,其所秉持的只是一種扶貧雄心。

北喬的詩歌代表作《臨潭的潭》,對臨潭久遠而深沉的潭極具想象力,讓讀者能在一種時空交錯的穿越裏感受到臨潭一個潭的前世今生。此外,北喬還給臨潭縣的16個鄉鎮各寫了一首詩,像詩人在16個鄉鎮的詩意留影或精神定位,這組詩就是《臨潭地理》。臨潭16個鄉鎮之間的道路是崎嶇閉塞的,但一個扶貧幹部卻用詩歌為我們架起了一條心靈的棧道。

臨潭的文學部落正在崛起。北喬不僅在進行自我塑造,還在接力塑造着文學的臨潭。為了積蓄臨潭扶貧的精神力量,北喬把臨潭的文學家底做了一次全面的盤點。在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北喬帶領臨潭縣文聯主席敏奇才,主編、出版了三卷本的《臨潭的温度》,集中展示了臨潭70年的小説、散文和詩歌成果,而由其二人策劃主編的《臨潭有道——臨潭縣脱貧攻堅作品選》,則緊緊圍繞脱貧攻堅做足了精神層面的文章。這些可以當枕頭枕的重要文獻,足以讓臨潭人從此高枕無憂。詩人北喬的這些貢獻,使扶貧幹部朱鋼2018年9月被甘肅省評為“先進幫扶幹部”。

認真踐行中國作協扶貧理念的當然還有陳濤。在冶力關,陳濤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邀請魯迅文學院學生到冶力關採風,出版作品集,發動作家們給學校捐贈文具和書籍。在臨潭採訪中我聽到,陳濤剛到冶力關鎮後,為了開展助學支教,自費買了一輛大摩托車,把冶力關遠遠近近的學校跑了一個遍。那輛摩托車是鮮紅色的,是陳濤的交通工具,也是陳濤的精神伴侶。這輛摩托車,距離陳濤的第一輛摩托車已經有15年之久。在家裏的時候,他曾經有過一輛綠色的摩托車,但自從走進京城之後,就再也沒有騎過摩托車。到了冶力關後,山大溝深,路長腿短,加之孤獨寂寞,工作、生活都需要,所以他又回到了摩托車時代。青澀的綠和鮮豔的紅,無疑是陳濤人生兩個階段心境的底色。

作家陳濤的“潤心”、“助力”扶貧密切關聯着人的教育問題。在臨潭,陳濤寫了一個系列的紀實散文《甘南鄉村筆記》,發在《人民文學》等刊物上,讀者反響不錯。其中有一篇發在《福建文學》2019年第一期的《山上來客》,就是一篇讓人讀了有隱痛的作品。作品講述了山上貧困村的一個女人,在繳納醫療與養老保險時白得了工作人員錯找的600元錢,被工作人員發現上門追討時,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不但不承認錯誤,還百般抵賴,虛張聲勢,演出了一出出鬧劇。儘管這是一個貧困又沒有文化的女人,但在與幾個鄉鎮幹部的“交鋒”中受到了教育,最後還是良心發現,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於是,作者在作品最後寫到:“當我再次看到那個女人時已是冬月了,那個正午的陽光很暖,她領着孫子在河邊集市買當地的啤特果,依然是戴着那條土黃色的頭巾。她選中了四個,付錢的時候跟對方討價還價了一番。孫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個,結果沒有拿住掉在地上,原本就軟的啤特果變成了一攤果泥。女人狠狠地打了他的手一下,孫子‘哇’的一聲號啕大哭起來,哭聲洪亮,撕心裂肺,但終究還是淹沒在集市嘈雜的聲浪裏。”

這個戴着土黃色頭巾的“山外來客”,甩給孫子的那一巴掌,無疑是來自於自己所接受的扶貧教育。以往,可能是大人平時不注意自己的行為,讓一個小孩子竟然也有了伸手拿別人東西的不良習慣。所以,這個女人的這一巴掌,雖然打的是孫子,但歸根結底打的是自己。當文化成為貧困者的主心骨,那她就會自己站起來。

安靜而心細的陳濤看到了這個女人精神的變化,所以他的心情非常好,正如“那天正午的陽光很暖”一樣。當苦澀的生活都變成了作家內心的事物,生活就是很温暖的。

“這段時光,讓我學會了如何在生活的內部去生活,如何更好地面對、處理生活的疑難,如何小心翼翼地探索生活與人性的邊界,我要感謝這兩年生活的饋贈,讓我在今後的人生之路上永懷一顆靜默、敬畏之心。”陳濤如此説。

不僅是陳濤一個人得到了諸多的“生活的饋贈”,中國作協幾位先後到臨潭掛職的人都有不小的精神收穫。雖然只是掛職,但到了臨潭,他們都深紮了下去,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外人。

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李一鳴兼任中國作協扶貧辦主任,是具體抓扶貧工作的部門領導,對於中國作協在扶貧方面所付出的人力、財力和智力他一直是瞭如指掌。他如數家珍地説,“臨潭集聚着中國作家協會的心血。1998年,經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甘肅省臨潭縣被列為中國作協對口幫扶的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多年來,中國作協高度重視做好對口扶貧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對口扶貧……”關於幾位赴臨潭掛職的同志,他介紹説:“掛職期間,他們克服家庭困難以及高原惡劣氣候條件給工作、生活帶來的不便,按時到崗,認真履行職責,深入調查研究,瞭解當地人民的實際困難和要求,並及時反饋彙報,為制定相關扶貧實施方案和規劃出謀劃策,充分發揮單位優勢和個人特長,樹立了中國作協掛職扶貧幹部的良好形象,為臨潭縣的扶貧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得到了甘肅省、州、鎮和村幹部羣眾的稱讚。”不僅如此,2019年中國作協被甘肅省評為“中央國家機關脱貧攻堅幫扶先進集體”。

文學的種子正在臨潭悄悄生根發芽,而中國作協是一台播種機。年末,2019年《收穫》文學排行榜發佈,因為臨潭作家丁顏的中篇小説《有糧的人》榜上有名而引起了甘肅文學界的關注。丁顏的上榜理由是:“《有糧的人》寫的是甘肅回民地區‘永泰和’糧號的亂世遭際,卻令人欣喜地避免了漢文化傳統中熟爛的以相互傾軋為主題的家族敍事,而是寫出了一羣有信念的人在生死邊緣的相互扶持與守望。作品的信仰、忠貞以及平等,超越個體,也超越時代,深深紮根於賴以生長的那個民族的血緣之中。”在我看來,要探究臨潭貧困的根源和20多年的脱貧之路,丁顏的這個小説是必讀之物。

此前,我還不知道丁顏其人,看到消息後,因為正在關注臨潭的方方面面,我也很興奮,於是找了幾個人詳細打聽了一下。丁顏,中學畢業於臨潭縣回民中學,後考入甘肅農大,系臨潭縣一個事業單位職工,現在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一邊學習,一邊寫小説。丁顏上過學的臨潭縣回民中學,就是我從卓洛鄉返回縣城時經過的那個學校,王志祥和文東海還在校門口附近扶起過丁顏的兩個小校友呢。一所其貌不揚的中學,竟然出了這麼一個優秀的文學才俊,可喜可賀。年輕的丁顏,在提升臨潭的文學海拔,也在改寫臨潭的當代文學史。中國文學重鎮《收穫》的文學排行榜可不是一般的看台,臨潭青年作家丁顏登上去,那可不僅僅是臨潭人的榮光。

中國作協在臨潭安營紮寨,不僅是臨潭作家之福,而且是甘肅文學之幸。2015年,“中國作家協會冶力關文學創作基地”成立時,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閻晶明還專程到冶力關授牌。一個國家的文學機構,守在一個地方進行長久的精神滋潤,必然會催生出一片生機勃勃的生命。據敏海彤、王麗霞和敏奇才三人提供的資料顯示,近10年來,在中國作協的扶持下,臨潭縣在文學活動方面,舉辦了“助力脱貧攻堅文學培訓班”,發現培養了丁顏、黑小白、趙倩、夢憶、丁海龍等一批新生代作家;邀請國內作家到臨潭採風,出版了《愛與希望同行——作家筆下的臨潭》;扶持當地作家出版了《杏香園筆記》《高原時間》《轉身》《紙上火焰》和《甘南詩經》等文學著作。在甘肅,臨潭縣文學創作空前活躍已經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臨潭的這些作家和作品,都是臨潭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於一個文化大縣,中國作協無疑為其注入了新的文化血液,使臨潭擁有了一個更為豐厚的文化底藴。

在脱貧攻堅戰中,臨潭縣的作家們是最接地氣的書寫者,他們作品中的臨潭故事,激勵着廣大的扶貧幹部和貧困羣眾共同致富奔小康。

對於負荷沉重的臨潭,文學是輕靈的,但對於作家,臨潭和文學都是沉重的。擁有作家,並被文學照亮,是臨潭人的福祉。如果有一天,臨潭人能夠隨手撿起這些心靈的碎片,並把它們拼接起來,他們就能看到一個美好的願景。文化與文學是“內生動力”的能源,可製造輸送新鮮的精神血液,而中國作協扶貧理念“文化潤心,文學助力”的本質就是關於一種生活理想的扶持。

臨潭的潭已經在文學之中。作家們讓臨潭人看見了臨潭,而文學讓臨潭人看到了希望。窮則思變,需要的就是一種不甘貧困的精神。

因為還沒有實現最後的衝刺,臨潭的脱貧攻堅還在路上。2019年11月初,我接到了中國作協創研室的邀請,赴海南出席第四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會議給我確定的話題是“歷史視野下的脱貧攻堅與新農村書寫”。我很高興談論這樣一個沉重的國家話題。經過一番思考,我準備的發言稿是《有向度有温度的精神座標和温度計——從國家級貧困縣臨潭説文學書寫》。我認為,將現實的貧困放在歷史視野下審視,是對脱貧攻堅這一民族大業認識上的最高站位。我的理解是,貧困是人世間的一種寒冷,可以説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它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季節性的。也正因為如此,精準扶貧目前的現實是:貧困根深蒂固,而扶貧艱苦卓絕。

在歷史視野之下説話,必須尊重歷史。在博鰲論壇的發言中,我回望了臨潭扶貧採訪的全過程。在臨潭,歷時45天走完了全縣16個鄉鎮之後,我看到了現實中殘酷的貧困,也發現了歷史中貧困的蹤跡。在甘肅,戴着“苦瘠甲天下”窮帽子的地方不僅僅只有定西,臨潭縣也是另外一個苦瓜。臨潭的貧困既有地理位置的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在歷史中留下的“窮根”。明洪武年間,因沐英將軍駐守邊關而遷移到臨潭並落地生根的江淮人,歷經明、清和民國三個朝代,不但沒有解決貧困問題,因為國家性質和國力衰竭等原因而使貧困的根子更加深沉,及至後世積重難返。除過改革開放40年的紅利而外,新中國也有對臨潭的虧欠。比如,50年代震驚世界的中國掃盲運動欠臨潭人一把“鐵掃帚”,不徹底的“掃盲”致使文化教育一度缺失,讓文盲和半文盲成為滋生貧困的土壤;比如,關顧隴中乾旱地區飲水的“引洮工程”,致使洮河沿岸羣眾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良田,近兩萬人因為奉獻而背井離鄉外出務工。歷史都是現實的延續,而現實也在延續歷史。精準扶貧以來,當地一屆政府的不作為,也是臨潭貧困的一個原因。2018年底,臨潭縣在全省脱貧攻堅工作中位居甘南州倒數第一和全省倒數第二,其原因就是上屆政府不作為,把中央的扶貧政策拿不起,拿起了又放不下,導致臨潭錯過了中國發展的十年黃金期。為此,甘肅省委、甘南州在脱貧攻堅進入關鍵時刻,一次性免掉了臨潭縣委書記、縣長和縣扶貧辦主要負責人等6個人的職務。這一屆政府不作為給臨潭扶貧生態造成的次生災害短期之內卻難以消除。自明洪武年間延續至今、曾經獲得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萬人拔河”就是被這一屆政府掐斷的。為此,羣眾怨聲載道。一根600年長的繩子被人為地拔斷,無疑是抽了“中國拔河之鄉”臨潭的文化之筋。

由此觀之,臨潭如果要擺脱貧困,需要在文化本根上進行扶持,而中國作協的扶貧無疑是找對了地方,臨潭人也是等來了自己該等的人。所以,我很讚賞中國作協在臨潭所堅持的扶貧理念。不進行這種“點穴式”精神扶貧,各方社會力量在臨潭援建的那些美麗的江淮風格的新農村,無疑就會成為沒有人間煙火的空殼子。

臨潭的扶貧亮點,除了文化扶貧,還有異地搬遷。因為異地搬遷扶貧,臨潭才有今天遍及全境的美麗鄉村。所以,對農民的扶持必須在農村進行,不能把農民連根拔掉,只有如此,扶智扶志的扶貧才能發揮作用。在這一認識上,臨潭人是非常理性而富有智慧的,對於需要搬遷脱貧的農民,沒有把他們像羊羣一樣都趕進城裏,而是就近搬遷安置,讓農民易地而不遠離本土。

中國作協儘管也給予了臨潭很多的資金扶持,但在物質扶貧和精神扶貧之間,其寄予希望的還是“點穴式”精神扶貧;物質扶貧雖然能解決或滿足一些當前急迫的問題和羣眾的生活需求,但卻不是長久之計,而精神扶貧卻是化育人心提振精神扶智又扶志的終極關懷。

中國作協對臨潭懷有無限的期許。事實表明,臨潭不是一潭死水。一個接近許多臨潭人夢想的“小臨潭”正在崛起,這就是臨潭旅遊產業龍頭冶力關鎮,而池溝村也是一顆耀眼的明珠。作家們的愛和希望都在筆下,池溝村的巨大變化和發展前景讓人振奮,而美麗的臨潭更是令人充滿了嚮往。

池溝村是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池溝模式”極具示範意義。在“異地搬遷+生態文明小康村+鄉村旅遊=池溝村”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加法實踐過程中,無疑也傾注了中國作協的科學發展觀和作家們的文化理想。無需我再來費力描述,走進臨潭,在冶力關,在池溝,作家們的發現新奇而又生動,筆下的人文勝景美不勝收。作家們不僅僅是妙筆生花,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心靈的感應。江蘇作家杜懷朝在一篇文章中這樣理解自己在池溝的所見所思:“在池溝村口,我們看到了詩人吉狄馬加的題詞‘中國鄉村旅遊模範村’。對於‘模範’這兩個字,我讀到了不同尋常的人與自然相互關係的生態內涵。村口前面就是澄澈清涼的山泉,從大山深處蜿蜒而來,嘩嘩的水聲,似戰鼓,似馬羣,似奔馳的列車,正衝向山外的世界。”作為臨潭脱貧攻堅的重要成果,“中國鄉村旅遊模範村”這一金字招牌,是國家旅遊局2015年評定的全國1065個村莊中的一個,其文化含量大着呢。

美麗的池溝村,已經是一個作家村,堪稱中國作家第一村。中國作協的扶貧點當然要有國家意識。在自己的這個扶貧點上,中國作協援建了一個國旗旗壇,地點就在村委會門口,白色大理石砌就的台基和護欄,中間豎立着一根筆直的不鏽鋼旗杆,給人感覺甚是威儀和莊嚴。剛剛掛職冶力關鎮池溝村第一書記的翟民説,“一般在黨員活動日,每月6日,以及舉行黨員其他會議的時候,我們都要升國旗。”一點不難想象,每次升國旗的時候,扶貧幹部們必然也是心旌飄揚精神鼓舞。

新村官翟民很忙,因為是老朋友,回到蘭州後,我幾次叫他到蘭州一聚,他都説,來不了,哪裏都不能去。而到了年末,我又問他在池溝村嗎,他説,當然在啦,估計很晚才能回北京。

臨潭的潭有多深,臨潭那根拔河的繩子就有多長,同時那根繩子上就會凝聚多少拔河的人。在池溝村中心一面雪白的外牆上,我也看到了一幅很大的《拔河圖》繪畫。在這幅具有現代風格的美術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作家們律動的身影,不難聽到作家們嗨嗨的拔河聲。

而在脱貧攻堅的文學世界裏,每一個作家都是發光體。像高原上的陽光一樣,文學的光照時間是很長的。

(本文節選自長篇報告文學《拔河兮》,該書即將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